生态效益外部性的计量思路与计量模式研究

　　1 引言

　　会计计量包含计量单位和计量属性。对于生态效益会计计量单位，目前提出了两种思路：其一是以货币计量为主，兼用其他形式;其二是同时采用货币计量和非货币计量，并应尽可能考虑运用非货币计量尺度。在计量属性方面，岳上植提出了政策性计价法(如阿特奎逊法和普罗丹法)、生产性计价法(如直接成本法和平均成本法)、消费性计价法(如费用支出法)、替代性计价法(如市场替代法和机会成本法)、间接性计价法(如旅行费用法)和直接性计价法(如条件价值法、享乐价格法和问卷调查法)[1]。曾华锋提出了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边际机会成本法、市场价值法、人力资本法、调查评价法、影子工程法、旅行费用法、发展阶段系数法等。学者们还特别关注森林生态价值的公允价值计量方法[2]。温作民等认为，在成本计量存在困难的情况下，生态价值应以公允价值方法进行计量，国际碳补偿贸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将为生态价值的市场化提供途径[3]。

　　目前生态效益价值的计量研究存在诸多待探讨问题。例如，生态会计中实施公允价值法的条件是否满足，公允价值法的公开报价如何在生态产品中实现，生态效益的估价技术的精度问题，基于公允价值法的生态价值的后续计量。张长江就公允价值法和能值分析法在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计量中的应用进行探讨[4～5]。本文拟在继承和发展生态效益价值计量方法基础上，系统探讨生态效益外部性的计量思路与计量模式。

　　2 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计量思路

　　经济学理论对外部性的计量提出了两种思路，一是用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是否一致来分析外部性，二是借助一定的数学模型(如投入占用产出模型)，使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具体化。但将上述方法移植于会计主体的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计量中尚存在某些困难。其一，经济学理论对外部性概念的描述本来就难以捉摸，依此概念而进行的外部性计量或测度也难以进行，如边际社会收益(或边际社会成本)的确定是不容易的。其二，经济学方法主要适用于宏观经济(生态)系统的经济(生态)存量及流量的总体性描述，而对微观经济(生态)系统的描述需要精确化和明细化的方法。因此，生态效益外部性的经济学计量方法和思路直接运用于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核算暂时具有不可行性。

　　会计概念中的生态效益外部性计量应从生态效益价值计量和生态收益计量两方面入手，在生态效益价值计量和生态收益计量的基础上完成生态效益外部性计量的使命(见图1)。生态效益价值计量和生态收益计量分别按照一定方法计量，期末对当期生态效益价值及生态收益的计量结果予以汇总，计量出当期的生态效益外部性，即当期生态效益外部性=当期生态效益价值-当期生态收益。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入账价值随当期生态效益价值和当期生态收益的入账价值的调整而调整。生态效益价值的计量包括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其初始计量指由有关部门组织的生态效益价值认定并出具凭证后，生态经营(保护)单位据以确认的生态效益价值量，其后续计量指每隔一定时间对生态效益价值进行的重计量或重评估，以此对生态效益价值流量及存量的调整，也包含对生态效益外部性入账价值的后续调整。生态收益的计量按照会计上对收益的计量方法，将确认为当期的生态收益和确认为以后期间的生态收益相区别，而只将属于当期的生态收益作为核算当期生态效益外部性时的抵减项，属于后期的生态收益不应随意作为核算当期生态效益外部性的减项。尽管有时在会计上确认为以后期间的生态收益的产生源泉是本期或前期的生态效益释放，但出于会计核算的可实施性和会计数据的可验证性，我们应摈弃“吹毛求疵”的做法，以使生态效益外部性会计核算得以顺利实施。